婚前协议可以明确夫妻双方的财产状况、财产归属和财务安排，避免未来发生争议和纠纷。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几个运输合同的样本，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房地产开发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此间《银川晚报》以“免费乘车出事故这个责任驾车人该不该负?”为题，就一起免费乘车因事故致残的赔偿责任认定做了报道。免费乘车致残人无过错，驾驶员存在主要过错，第三方责任人存在次要责任。由此，一起拖了一年半之久的赔偿问题因此得以解决。
事情起因于在12月19日。当日晚9时许，国营某泉营农场职工白凤山在搭乘本场职工王某元驾驶的微型面包车自青铜峡树新林场回某泉营家的途中，在110国道163公里+250米处与一辆刚刚因发生事故被交警从路基下用吊车吊至路面的145型东风货车相撞。在此次事故中，乘车人白凤山右腿胫骨平台骨折，右膑腱断裂，右眼眶骨折，右眼睑皮肤裂伤。
车祸发生后，白凤山找到王某元，要求其支付一定数额的医疗费用。王某元付了4000元后，对白凤山的继续支付要求予以拒绝。
王某元也是一肚子苦水。据王某元讲，事故发生当天，他到树新林场拉亲戚回某泉营，恰巧碰上白凤山，白提出将他捎带上回家。考虑到都是本场职工，便没有拒绝，且没打算收费。没想到，发生车祸后自己却要承担一笔数额不少的赔偿，王某元觉得有些冤。
但白凤山对于“白拉”的说法予以否定。白凤山说，虽然同是本场职工，当时在乘车前双方谁也未提及“车费”的事，但他原本打算回到家下车时会酌情支付给王某元一定费用，不会让他“白拉”的。
矛盾就此产生，对是否“白拉”，谁负主要责任及赔偿等问题，双方各持己见。每年5月20日，银川市西夏区交警部门对这一交通事故的责任做了如下认定：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48条之规定：车辆发生故障后不能行驶，须立即报告附近的交通警察，或自行将车移开;故障车须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并须在车身后设置警示标志或开危险信号灯，夜间还须开示尾灯或设置明显标志(即三角警示牌)。交警队据此将月19日交通事故的第三方追加为责任人。警方认为：第三方责任人马某杰所驾驶的“东风”145型货车被交警从路基下用吊车吊到路面停放在马路一侧后，第三方责任人马某杰并未听从交通警察令其尽快将车移离现场，避免发生意外的忠告，对该车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也未开示危险信号灯，在本起事故中应承担次要责任;微型面包车驾驶员王某元驾车过程中对前方观察不周，事故发生时未采取任何制动措施，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7条之规定，在本起事故中应负主要责任;乘车人白凤山无责任。
银川市西夏区交警部门对此案的解释是，作为驾驶员，王某元有责任保证所有乘车人的安全，不论是否收取运费;当然也有权利拒绝搭乘，因此在本起事故中认定王某元负事故主要责任并无不妥。
而作为故障车辆的驾驶员马某杰，因没能及时将故障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对其来说也是一个教训。许多司机在这方面的安全意识较差，往往是车辆发生故障后，司机仅搬几块石头或几棵稻草、麦柴将事故现场“圈”起来，就算是警示标志，这种做法等于设置了路障，极易造成新的事故发生。
借贷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8条之规定，我接受本案当事人的委托，担任本案当事人贾楠的诉讼代理人。接受委托之后，本诉讼代理人进行了阅卷并进行了全面调查，今天又参加了庭审，对于该案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根据法律和事实，本诉讼代理人发表如下代理意见，请合议庭在合议时能予以考虑：
被告是否将借款17万还给原告是本案的存疑事实。
原告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借贷关系成立，借据合法有效，且原告就借贷关系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而被告主张的“收条”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后果。具体理由如下：
一、从还款能力分析伊梦云有无还款的可能性进而分析还款收据的真实性。
根据原告证据二表明，被告并无偿还能力，在短期内还款显然与事实、常识不符。既然被告主张已还款，被告却没有就还款方式、时间、地点以及还款转账单予以举证。如果以向第三人借款的方式偿还，也没有提供向第三人借还款的证据(账目明细及转账单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告不能举证，则应承担不利后果。因此，伊梦云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二、从收据的一般书写习惯分析“收条”欠缺客观、真实性。
本案借款数目为17万，对于原被告都是不小的数字，然而，被告主张还款证据“收条”却极其不规范，除签名为原告所写外，其余均为被告自己的笔迹，此外，不仅未写明具体的还款日期，收条上也有其他涂鸦，极其不符合一般收据的书写习惯，此外，被告与原告共同生活过，收集到带有原告签名的纸条不难，利用原告的签名伪造“收条”的条件非常便利。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在“收条”存在重大瑕疵的情况下，其证明力不能与正常的收据等同，不足以证明被告主张已还款的事实，应有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不利后果。
三、被告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不足以作为认定被告已经还款的根据。即便收条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因还款“收条”仅存在还款合意，不能证明还款事实的存在。被告不能提供其他还款事实证据的前提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且，证人系被告的好友，在证人不能提供与被告存在借款事实相关的证据(如，被告于证人之间的借款账目明细往来)以证明被告确实还款的前提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
(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单凭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能认定被告证人存在借款事实，因此，此“收条”不能单独作为认定被告还款事实的依据。
综上所述：
原告提供的证据相较被告提供的证据而言，更为客观、充分、确实，其证明力明显更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即：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并将其作为定案的依据，并依此请求判决被告归还原告17万欠款。
综上所述，代理人认为，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恳请合议庭综合考虑以上代理意见，依法公正判决。
诉讼代理人：王艳燕。
房地产开发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被告一、物流公司。
被告二、史某。
被告三、李某。
被告四、保险公司a。
被告五、保险公司b。
【案情介绍】。
4月1日，于某驾车c去外地送货，由于于某感觉较困，把车交给同车的史某驾驶，史某无驾驶证，在途中与d车发生交通事故，经过交警对事故的认定，史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史某同李某为合伙，但没有书面协议，以史某名义办理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史某有物流公司的任何经理书，有合作协议双方对运费的分成比例，对运费双方四六分。
c车在保险公司a办理有交强险，d车在保险公司b处办理有交强险。
于某因交通事故损失达十五万元，以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答辩】。
1、物流公司：我公司不是侵权人，本案是交通事故纠纷，不是劳动纠纷，我公司不承担责任。
2、史某：我现在还有三万元的医疗费，我已经垫会过五万元，我不应再承担责任。另外我同物流公司是挂靠关系，物流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3、李某：我同史某没有合伙协议，我不应当承担责任。
4、保险公司a：我公司不是侵权人，交强险属于第三责任险，我公司只能对被保险车辆以外的财产及人身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5、保险公司b：我公司保险车辆没有责任，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该案目前还没有判决，但通过法律我们可以这样分析，原告起诉五被告，以交通事故特殊侵权是比较好的方法，这样受害人的所有损失，自己不用承担，如果以雇佣关系，由于自己有过错，自己还要担一部分责任。但是如果以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其全部损失肯定被告要承担，具体承担多少或者哪几位被告承担，这是另一回事。
保险公司a不承担责任。
保险公司b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以无责任而承担1元的赔偿责任。
李某不承担责任，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他具有合伙关系。
史某与物流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对于某的所有损失进行赔偿。理由是物流公司同史某有合作关系，物流公司应当在受益的范围内同史某承担责任。但是其责任的主体是以史某承担责任为前提。
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主要还是应当由史某来承担。
借贷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双民二初字第某号。
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双峰县支行，住所地：双峰县永丰镇城某大道。法定代表人金某，该行行长。委托代理人贺某，湖南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曾某，男，1963年1月22日生，汉族，居民，住双峰县蛇形山镇高塘村某村民组，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x。
被告胡某(系被告曾某之妻)，女，1965年5月13日生，汉族，居民，住址同上。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x。
被告谢某，男，1968年8月23日生，汉族，居民，住双峰县蛇形山镇龙潭江村天竹村民组，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x。
被告尹某，男，1970年2月5日生，汉族，居民，住双峰县印塘乡宋江村某村民组，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x。
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双峰县支行(以下简称双峰县邮政银行)与被告曾某、胡某、谢某、尹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栗，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吴春前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康某、邓某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双峰县邮政银行的委托代理人贺某、被告曾某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胡某、谢某、尹某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被告曾某、谢某、尹某于2010年9月28日自愿成立了联保小组共同与原告签订了小额贷款联保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约定任一被告自愿为原告向联保小组其他成员发放的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及原告为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同日被告曾某、胡某以“进购货物”为由向原告借款10万元。并签订了《小额联保借款合同》约定：“年利率为14.4%，期限为12个月;还款方式为“阶段性等额本息还款法”，违约责任等。原告按约向被告曾某、胡某发放了贷款本金10万元。事后，被告曾祖风、胡某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至208月28日止，尚欠原告贷款本金78696.18，利息(含罚息)6928.87元，经原告多次派员催收未果，给原告造成催收损失600元。起诉要求被告曾某、胡某偿还原告本息合计85625.05元及后段利息、罚息，支付催收费用600元，由被告谢某、尹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原告双峰县邮政银行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在举证期间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6、逾期金额表，用以证明被告曾某、胡某逾期贷款本息情况的事实。
被告曾某辩称：借款是实，但目前经济困难，无力偿还。
被告胡某、谢某、尹某未作答辩。
被告曾祖风、胡某、谢某、尹某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
原告所提交的证据1、2、3、4、5、6经本院与原件核对无异，被告曾祖风不持异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被告曾某、胡某系夫妻，在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曾某、谢某、尹某与原告双峰县邮政银行于2010年9月28日签订了《小额贷款联保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双方约定：乙方成员(曾某、谢某、尹某)自愿成立联保小组，从2010年9月28日起至2012年9月28日止，甲方(双峰县邮政银行)可以根据乙方任一小组成员的申请，签订多次借款合同，在单一借款人最高贷款不超过人民币10万元且联合小组合计贷款余额人民币30万元内发放贷款，乙方任一成员国自愿为甲方向联保小组其他成员发放的贷款提供连带担保责任，甲方与乙方任一成员签订借款合同时，不需要逐笔办理保证手续，乙方其他成员均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从借款之日起至借款到期后二年，借款人申请展期或延期的，联保小组成员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顺延至展期或延期贷款到期后二年，保证范围包括借款的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因借款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方式所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贷款人为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
被告曾祖风于2010年9月28日与原告订立了《小额联保借款合同》，双方约定：由原告双峰县邮政银行向被告曾祖风发放贷款10万元，年利率14.4%，借款期限从2010年9月28日至2011年9月28日，还款方式为阶段性等额本息还款法，即贷款前三个月按月偿还当月利息，此后按等额本息还款法偿还，若借款人不按期归还本息的，从逾期之日起加收50%的罚息，原告有权提前收回尚未到期的贷款，并要求借款人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胡某书面承诺对被告曾某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原告发放贷款后，被告曾某仅偿还部份贷款本息，至2011年8月28日止，被告曾祖风尚欠原告贷款本金78696.18元，利息6928.87元，原告为催收逾期贷款本息，支出费用6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在合同履行期限尚未全部届满前，原告双峰县邮政银行是否有权要求被告曾某、胡某偿还全部贷款本息并支付催讨费用;2、被告谢某、尹卫国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原告双峰县邮政银行与被告曾某签订的《小额联保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被告曾某未按合同约定清偿原告贷款本息显属违约，原告有权依照合同约定提前收回被告曾祖风尚未到期的贷款。因被告曾某未按约偿还原告贷款本息，原告多次派员向被告催讨，所花费的催讨费用600元，被告曾祖风对此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胡某、曾某系夫妻关系，该债务发生在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夫妻共同债务，应由被告曾祖风、胡某共同偿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规定：连带保证责任的债务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间没有履行债务的，也可以要求其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被告曾某、谢某、尹某与原告签订的《小额贷款联保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约定：被告谢某、尹某为被告曾某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且承诺对被告曾某的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被告谢某、尹某理应对被告曾某、胡某所应承担的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谢某、尹卫国在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曾某、胡某追偿。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曾某、胡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双峰县支行贷款本金78696.18元，至8月28日的利息6928.87元，支付催讨费用600元，从2011年8月29日起的利息、罚息按原、被告约定的利率另行计算至本判决所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时止。
二、被告谢某、尹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谢某、尹某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曾某、胡某追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00元，由被告曾某、胡某、谢某、尹某负担。
如不服从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吴春前。
人民陪审员康某。
人民陪审员邓某。
二0一一年九月八日。
借贷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魏某xx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其与孙某xx借贷纠纷一案的一审诉讼代理人。现在法庭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法律，就争议焦点问题，提出如下代理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本案两笔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被告魏某xx无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1、第一次庭审中，被告吴某xx承认其与原告已明确约定本案债务由被告吴某xx个人偿还，只是现在苦于缺乏还债能力。结合20**年被告吴某xx、魏某xx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内未提及本案借款，也没有约定双方有共同债务，可见，被告魏某xx对涉案借款不知情，依法也无需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财产或权益。因此对该司法解释理解时，应回归立法，忠于立法，采用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我国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可见，“为夫妻共同生活”，是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特征，“为夫妻共同生活”应考虑主、客观两个标准判断：第一，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第二，夫妻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若不符合此两个判断标准即不属于“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婚姻法解释二是对婚姻法第41条的解释与细化，不能脱离婚姻法第41条的基础，也就是说，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适用，应当以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为前提，即只有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在没有两种例外情形时，才能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而不是任何性质的债务都可以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最高院吴****法官分别在《人民司法》第7期、第1期发表《有关婚姻家庭案件的问题探讨》、《当前婚姻家庭案件中的疑难问题探析》以及在其负责具体起草的婚姻法解释三中，都采用不能直接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观点。浙江省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9条也规定“„„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事项，包括日用品购买、医疗服务、子女教育、日常文化消费等。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围负债的，应认定为个人债务„„”。可见，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前提是该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已是当前主流观点。
庭审中被告吴某xx与原告均已确认借条上的内容包括“魏某xx”签名均系为被告吴某xx个人所为，被告魏某xx对本案借款是毫不知情，事后也没有追认，不存在共同借款的合意。最高院婚姻法解释一第17条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据此，夫妻之间只能就“日常生活需要”具有代理权，非因日常生活需要所作出的有关财产方面的重要决定，应当经另一方同意;否则，对另一方无约束力。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应由第三人举证证明，只有第三人能够证明“他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才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借贷数额较大，就被告魏某xx、吴某xx当时家庭生活困难的状况而言，显然超出了家事代理的范畴，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而被告吴某xx没有证据证明其有代理权，因而，本案债务对被告魏某xx不具有约束力。另外，假若本案确是被告吴某xx与魏某xx夫妻共同向原告借款，那原告本应该要求被告魏某xx在借条上签字或盖手印或有魏某xx的授权书，而不是让他人在借条上冒签，原告在明知共同举债人应在借条上共同签字，明知冒签他人名字是违反法律且没有法律效力的情况下而故意为之，显然，原告不属于善意第三人，本案两张借条是在原告不在场，甚至是原告与被告吴某xx恶意串通下的举债，被告魏某xx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其一。
赠与合同纠纷与处理方法
赠与合同作为有名合同的一种，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合同法将其作为一章加以规定有其必要性。但是，由于成文法本身的局限性，使得法律的制定，或因概念不够明确，或因法条之间有矛盾或抵触之处，总须借助于法律解释，才能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注：杨仁寿：《法学方法论》，96～97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因此，对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解释，以促进法律的妥当适用，应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笔者在此拟就赠与合同的相关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合同法》第185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由此可见，只要是赠与人以自己之财产而为赠与的，均无不可。而依我国许多学者的观点，赠与合同移转的是标的物之所有权(注：郑立、王作堂：《民法学》，3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孔祥俊：《合同法教程》，585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因此，赠与的标的物可以是各种法律不禁止的实物、货币和有价证券。不以有价证券表示的权利不能成为赠与的标的物(注：王利明：《民法学》，29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笔者认为前述观点有失偏狭。因为赠与之根本目的在于使受赠人无偿获得利益，因此，凡是能够在客观上给受赠人带来经济利益，而受赠人此种利益之取得与赠与人利益之所失又有对应关系，即只要能满足赠与法律关系要求且不属于法律禁止的财产，均可成为赠与合同之标的物。故除移转所有权的情形以外，“为他人设定某种物权，而不取对价，或无偿的免除责任”的(注：梅仲协：《民法要义》，362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以及以知识产权、债权，甚至是将来可以取得的某种权利为无偿给予的，均可成立赠与。如担保人以其物为债务人利益设定担保而不要求债务人提供对价的情形，担保人之物在物理上虽未贬值，但担保人在出卖该物之时，由于其上存有担保物权，买受人在同等条件下可能会因此而不愿购买此物，或因此而要求担保人降低其物之价格以抵消其将来可能之不利益时，对担保人而言，因其物之价值评价降低或因此而无法售出其物的，亦为一种不利益。而债务人将因此担保之存在而获得贷款，或因此而可以被债权人同意延期清偿债务的，亦为一种利益之获得。此种利益之获得与担保人之不利益(包括其物不易售出或其物被拍卖偿债的风险)，有对应的关系，因此这种无偿获得利益的行为也完全可以认为是一种赠与关系。再如，专利权人允许其他人在某一特定地域内可以无偿地利用其专利技术的，虽属对无形财产权而为之，并非转移某实物之所有权，然而其利益之授予关系也十分明显，应为赠与无疑。由此可见，赠与合同之标的物非必限于前述学者所称之实物、货币、有价证券这一范围，而且称赠与乃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说法也不甚恰当，因为毕竟不能说无偿设定担保物权之赠与移转的是担保物权的所有权。在仅赠与专利之使用权的场合也同样如此。
实际上，传统的仅以有形物之所有权为赠与合同标的看法，在现代社会已经不能完全适应需要了。因为，一方面现代社会中财产的范围日益广泛，已远远突破传统的以有形物为财产对象的范围，而且对物的评价也已经由重视物之所有转向重视物之利用，前者如知识产权、企业的商誉权甚至于网络、通信频率的利用也被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财产等;后者则突出表现为担保制度的发达，如浮动担保、财团抵押、最高额抵押，以及将抵押权证券化从而使其能广泛流通的抵押证券制度的发达等。因此，对财产范围的理解要适应这一趋势。另一方面，正由于财产范围的不断扩大，将这些财产无偿给予他人的情形也必将日益增多。而“赠与为无偿合同的典型，其他无偿合同，除性质所不许之外，均得准用赠与合同的规定。”(注：郑玉波：《民法债编各论》(上)，146页，台北，三民书局，1981.)如将赠与合同的标的仅限于有形物或物之所有权，则除此以外财产之无偿给与，也还要准用赠与合同的规定。既然如此，还不如直接将其承认为赠与之标的更为直接和简便。
因此，笔者认为对《合同法》第185条所称之财产，应扩张解释为一切具有财产利益之有形财产及无形财产，包括动产、不动产、物权、债权、有价票证等等。
赠与合同为诺成性抑或实践性合同，我。
国学。
者之间一直有不同观点。不过，由于将赠与视为诺成性还是实践性合同的不同理解，会对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分配产生直接的影响。依笔者的理解，应将赠与合同理解为诺成性合同。理由在于以下两点：
第一，依合同法的一般原则，要约人发出要约后，承诺人对此作出承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合同法》第25条)，因此合同的成立以诺成为原则，如认为赠与合同属实践性合同，则应属相对于原则的一种例外，对此法律应有明文规定。而在赠与合同一章中并无关于赠与为实践性合同，即赠与合同自赠与人交付赠与财产时方才成立的规定。至于《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只是为平衡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从而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并非关于赠与为实践性合同的规定。而且如认为赠与为实践性合同，则在赠与人将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赠与合同并未成立，根本谈不上撤销赠与的问题。因此，依以上逻辑推理，合同法应是将赠与作为诺成性合同加以规定的。
第二，依日本民法及我国台湾民法的规定，赠与均为诺成性合同。在我国也有很多学者持此观点。实际上，要求将赠与合同作为实践性合同的学者，主要是考虑到赠与为单务合同，仅赠与人一方负有义务，因此如将赠与作为诺成性合同，则对于赠与人似乎有失严苛。但是，赠与人之赠与既然为法律行为之一种，当不同于戏谑之言语，其意思表示即已含有欲使其行为发生相应法律上结果之内容。如受赠人已信赠与人之诺言，而后赠与人却欲反悔，则其仅不交付其财产即可达到目的，且无须为此背信行为负担责任，如此一来，其后果无异于放纵信口开河、言而无信之风。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况且受赠人如因信其赠与之诚意而为接受赠与之准备时，一旦赠与人背信，则其不独缺德，还将给受赠人造成损害并使其无处寻求补救，实在有悖诚信原则。如将赠与作为诺成性合同，虽然使赠与人受有一定约束，但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亦同时赋予其任意撤销权、法定撤销权，且仅令其承担较轻的瑕疵担保责任等以资平衡，也不能说双方之间有严重失衡的利益。因此，通过给赠与人以一定的约束，使赠与人增强信用观念，避免信口开河，较之于放纵赠与人言而无信的做法，应是较好的选择。
《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合同法》第189条规定：“因赠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依条文之文意而为体系解释，则仅第186条第2款可适用于第186条规定的情形，其他的赠与在实际上恐怕将无适用该条的可能，即第189条在许多情况下将成为一纸空文。此一问题可从以下几种情况来分析。
第一种情形，假设在赠与人尚未将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赠与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物毁损、灭失的，如依《合同法》第189条规定，赠与人似应就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然而在受赠人依此请求赠与人承担损害赠偿责任时，由于依《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的规定，在将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因此赠与人此时完全可以以此条规定为依据撤销原有之赠与。而合同一经撤销，受赠人之合同上请求权即不复存在，因此无法请求赠与财产毁损、灭失之损害赔偿。而在赠与人撤销赠与之前，该财产为赠与人自己的财产;在其撤销赠与之后，由于赠与财产之权利并未转移，因此已毁损之财产仍为其自己之财产。赠与人对自己的财产有处分权，因此如因自己之故意、过失致其毁损的，自然不必向他人承担责任。受赠人此时仍无损害赔偿请求权。所以，在实际上只有赠与人自己在此情况下不行使撤销权的，受赠人才有可能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但也不过为一种可能性而已，因为赠与人任意撤销权之行使并无时间上的限制，仍可随时行使之。因此在第一种情形下，第189条将在实际上落空。
第二种情形，假设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后，始因赠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赠与财产毁损灭失。此时赠与财产之权利已经转移，赠与人之合同义务亦随之消灭，该财产已归受赠人，成为受赠人之财产，如此时因赠与人之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该财产毁损、灭失的，属于故意或重大过失损害他人财产，属于侵权无疑。然而衡诸立法本意，并无在此规定赠与人侵权责任的意图和必要。因为对于他人财产之侵犯非但故意及重大过失，即一般过失亦构成侵权行为，得向受侵害人负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而侵权责任应依《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作为其请求权之规范基础，而不应在《合同法》，尤其是其中的赠与合同一章中作特别规定。而且此处要求赠与人仅应就其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之损害负责，而未说明对一般过失造成的损害负责，可见并无适用一般侵权行为法的意图。因此，《合同法》第189条的立法意图应当不是在此处规定赠与人的侵权责任，故此时无第189条的适用余地。
第三种情形，赠与财产的权利在转移过程中。因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均可行使任意撤销权，因此，只要赠与财产的权利尚未转移，应认为赠与人仍可撤销之。故此时如因赠与人之故意、重大过失造成赠与财产毁损、灭失的，与第一种情形无异，难适用第189条。
由于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的行使范围、期间等均无限制，致使除《合同法》第186条第2款以外的赠与合同，不问情由均可被任意撤销，从而使受赠人对赠与财产因赠与人之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到毁损、灭失时，实际上无法请求损害赔偿，使其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一纸空文。
由于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的行使毫无限制，使得受赠人不仅在前述情况下无损害赔偿请求权，而且使得受赠人在为接受赠与而作了准备之后，因赠与人撤销赠与而使其遭受的损失，由于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为行使法律赋予之权利，其行为可以排除违法性，从而使得受赠人的这种损失无从得到补偿。如受赠人为接受赠与人赠与之汽车，修建了一座车库，其后赠与人撤销赠与使受赠人徒耗金钱、时间和人力，从而遭受损失的，如仅对合同法前述条文作纯粹之文意解释，则受赠人的损失将无从得到补偿。
由此可见，《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规定的赠与人任意撤销权之范围失之过宽。实际上《合同法》关于赠与人任意撤销权之规范目的，无非是考虑因受赠人系纯获得利益，因此需要适当减轻赠与人之合同义务，故此赋予赠与人法定撤销权(《合同法》第192、193条)、赠与履行拒绝权(《合同法》第196条)及赠与人之任意撤销权等。但规范之目的又并不在于使受赠人之期待和信赖因此而毫无保障，而仅是相对平衡双方利益。故此前述二种赠与人任意撤销权之行使毫无限制的情形，可以认为是在法体系上存在影响法律功能，且违反立法意图之不完全性，即有法律漏洞存在(注：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251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另参见杨仁寿前引书142页以下。)。为补充这一法律漏洞，在此需要对第186条第1款作目的性限缩之解释，将前述两种不宜于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的情形，排除于该条款文意之外。依《合同法》第6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在第一种情形中，赠与人在赠与财产毁损、灭失之前，未行使其任意撤销权，于损害发生之后方才行使的，可以认为是专以逃避损害赔偿责任为目的之权利滥用。此权利之滥用有悖于前述诚实信用原则，故应排除于法条文意之外，使赠与人在此时不得行使这一权利。在第二情形中，赠与人之任意撤销权既然为法律所赋予，其行使即为符合法律要求之权利行使，可以排除违法性，故而其行使一般无须负担责任。然而在受赠人出于诚实信用而作了接受赠与之准备之后，赠与人如任意撤销合同，则必将使受赠人之信赖受到损害，如前述汽车赠与之例。在此情况下赠与人撤销合同将给受赠人造成损失，显然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有背于立法之规范意图。因此，在此应对赠与人撤销权行使之效力加以限制，即赠与人在此时原则上虽亦可行使其撤销权，但此权利之行使不能完全排除其责任，对因行使任意撤销权而给受赠人造成的损失，依缔约上过失责任为基础，赠与人仍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当然，前述两种情形对赠与人任意撤销权作目的性限缩的作法，只不过是在诚实信用原则的指导之下，作两种类型化之处理。实际中可能还会有些情形尚未归纳出来，仍有待于以诚实信用原则为指导逐渐类型化。但是，笔者以为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消除漏洞的最好办法还应该是在将来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对前述种种不合理之处加以修正，以减少法律漏洞的存在。
《合同法》第188条规定：“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且依186条第2款此类赠与为不可任意撤销合同。实际上这些规定在学者建议稿中本来也有，但在1998年9月公布的向全民征求意见稿中被删除，也许是考虑到当年一些赈灾募捐中有认捐人事后拒不交付的问题的发生，在最终通过的《合同法》中又加入了这些内容。从这一点上推测，该条的目的也许在于应对前述认捐人拒不交付的问题。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如1998年夏天我国南方诸省遭受洪灾，中央电视台和民政部等举办了赈灾捐赠活动，一些单位当场认捐钱物，但事后拒不交付，对这类情况受赠人可以请求赠与人交付赠与物(注：郑玉波：《民法债编各论》(上)，173页，台北，三民书局，1981.)。笔者认为不然，因为在此种场合下，“赠与人”为何人?“受赠人”为何人?有没有赠与合同存在?这些问题均值得探讨。
实际上关于无偿给与的情形，除赠与合同以外，尚有其他情形被总称为“捐赠”或“捐助”的。所谓捐赠，是指赠与人为了特定公益事业、公共目的或其他特定目的，将其财产无偿给与他人的行为。不过，“捐助之内容颇为复杂多歧，捐助不过为一总括名词而已，如涉及法律问题时，自应究明其实际情形，而决定其性质，俾适用有关之法规。”(注：参见孔祥俊前引书586页。)但总的说来，可以将捐赠分为可直接适用赠与合同规定的捐赠与不能直接适用赠与合同规定的捐赠两类。
可以直接适用赠与合同规定捐赠。这类捐赠既有明确的赠与人，也有明确的受赠人，故就其实质而言，与普通之赠与在法律关系上并无不同，可以直接适用赠与合同的有关规定。此类捐赠如为某校捐赠50万由其自由支配，或向某已成立的基金会(财团法人)捐款若干等。当然此类捐赠也可以附加一定的条件，如限制捐赠款项目的用途等即为此类。
无法直接适用赠与合同规定的捐赠。这种捐赠或者由于捐赠时受赠人并不明确，因此无法成立赠与之合意，故而无法形成赠与合同;或者由于捐赠人虽有使受赠人受益之目的，受赠人也明确，但赠与之财产并非直接交给受赠人的，也不同于一般的赠与关系。故就此仍需区分两种情况：(1)在捐赠人承诺捐赠之时，受赠人为谁尚不明确的，由于此时缺少合同的相对方，故而双方之间不能就赠与达成合意。如前述提及1998年夏我国很多地方水灾，中央电视台与民政部的举办的赈灾晚会中，有些单位当场认捐，但事后并不交付的，由于捐款人当时并不是捐给中央电视台和民政部的，他们不是受赠人。故而此时作为赈灾活动发起人的民政部及中央电视台此时不可能依赠与合同请求对方交付。有学者认为，此时发起人并不因此而受利益，不应认为受赠人，应认为有为募集目的使用之义务之信托的让与。依日本大正十二年五月十八日刑事判例，某镇为收买道路基地捐助于市，以促进道路修建之目的，募集捐款，而从事募集之道路委员三人，擅支用其保管之金钱，日本大审院以其募集金钱信托的归属于发起人团体，认为构成侵占罪(注：史尚宽：《债法各论》，137页，台北，三民书局，1981.)。从而，依此种信托让与的规定，发起人负有依约向受赠人交付财产之义务。但是，我国《合同法》并未承认信托为一种有名合同，因此无法适用这种“信托让与”的规定。但我国法律上有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因此可认为构成“委托赠与”关系，依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处理。(2)对于由非受赠人募集，但受赠人明确的捐赠，如为某因贫困无钱交学费的学生募集学费的，此时当事人关系构成第三人利益合同，因此可依赠与及《合同法》第64条(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共同规范之，使受赠人可直接向其请求履行，当然此时受赠人请求履行也须依诚实信用原则为之。
此外，还有所谓义演、义卖的问题。在此关系中，对于义演人、义卖人取得之收入，购买人及买票参观者均得请求其向受赠人履行交付义务。也有学者认为，应依购买人与义卖人何人将收益交付给对方二种情形来确定谁为捐助人，从而确定是在购买人与对方还是义卖人与对方之间成立捐赠关系。我们认为这只是对这种情况的事后陈述，即只有在收益交付之后才能作出判断，因此，这种区分并无多大实际作用。笔者认为在义演、义卖之时，如购买人直接将钱款等交付给受赠人的，则直接在购买人与受赠人之间成立赠与合同。如由义演人、义卖人将其义演、义卖收入归为自己以后再交给受赠人的，如其在义演、义卖前未声明其表演或拍卖等有捐赠目的的，则应认义卖人、义演人为赠与人;如在此之前已声明有为捐赠之目的的，则与前述之第三人利益合同作相同处理更为合适。
借贷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
今天我作为被告(甲公司)的代理人，现在围绕合议庭总结本案的三个争议焦点：
一、本案属于借款纠纷还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
二、原、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
三、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在此逐一发表以下答辩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本案属于借款纠纷而非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
理由如下：
(一)从原被告签订合同的目的来看。甲公司与张某签订借款合同的目的是。
为了缓解资金压力，获得借款，用以盘活其生产经营，张某与甲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的目的也无外乎是对甲公司放贷，尔后实现借款本息的回收，故从签订合同的最初目的来看，该案属于借款合同纠纷，而非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
(二)该案讼争的标的属于借款合同纠纷。针对原、被告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言该案属于平等主体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非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
所以，本案属于借款纠纷，而非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
二、原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属于部分有效、部分无效合同。
首先，在该借款合同中有两项内容是违反我国法律规定的：
(一)是借款本金的确定。经过庭审查实：甲公司迫于资金压力，同意了张某的条件，并签订了借款合同。张某将940万元打入甲公司账户，甲公司向张某出具1000万元借条，其中有现金60万元，另在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时就扣除当月利息，但借款金额不变”。依据我国合同法第第二百条之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故对于原告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做法是违反我国合同法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的，对于张某的借款只能按照实际提供的借款940万作为本金，并以此金额作为本金来计算计息。
(二)是借款利率的约定。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利息按每月6%计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在民间借贷中属于生产经营性贷款的利率不能超过同期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对于原告超过银行同期、同类借款利率四倍的部分利率也不应得到法律上的.支持。
其次，上述两项合同内容不影响借款合同的其它部分的合同效力。故原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属于部分有效、部分无效合同。
三、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
从刚才的庭审中查明的事实我们不难看出，被告是在迫于巨大的资金压力之与原告张某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在签订时明显具有胁迫性质或显失公平之嫌。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难看出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原告张某明显具有以以买卖之名掩盖高利借贷之实的违法目的，该买卖合同严重挑战和破坏了我国金融的监管秩序，故商品房买卖合同自始无效，由始至终都不具备法律效力，在此本代理人恳请法院依法认定该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以还社会一个公序良俗，以案说法，依法维护国家金融宏观调控政策。
综上，该案属于借款合同纠纷而非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自始无效，由始至终都不具备法律效力，对于被告的借款本金只能认定为940万并以此作为基数计算利息，另对于借款合同中的借款利率超过银行同期借款利率的四倍部分也恳请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房地产开发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成都公司与北京公司双方就成都公司购买北京公司“卫星数字多媒体中心”产品达成一致意见并于2010年9月13日两公司签订了《采购合同》，合同约定成都公司向北京公司购买“卫星数字多媒体中心”共计1420台，价值总计为2485000元。合同签订后，北京公司在收到成都公司支付此份合同的全部货款后45天内提供货物到成都公司制定地点四川省xx市，北京公司负责将产品运输到成都公司指定的地点，同时合同中还对产品包装要求、质量标准、验收、质量保证等方面作了明确的约定。
合同签订后，成都公司向北京公司支付了相应的货款，北京公司将产品发货到成都公司制定地点四川省xx市。在产品安装投入使用一段时间后，成都公司称北京公司提供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出现了无法进入系统、死机、无法搜索到信号等问题，致使产品的使用者多次找到成都公司要求处理，为了解决上述产品使用问题，成都公司额外支付了维修费用，截止到2012年12月15日，因维修产品成都公司额外支付了维修费用共计109469.5元。
成都公司认为是北京公司提供的产品质量问题导致其额外支付了维修费要求北京公司承担，但北京公司认为产品使用中出现的无法搜索到信号、无法进入系统和死机等问题并非是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而是因为产品使用地四川省xx市的潮湿环境、山区内无法搜索到或接受到信号等原因所造成无法使用，不同意成都公司提出的因质量问题索赔的要求。在两公司沟通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成都公司于2013年2月17日向北京公司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了买卖合同纠纷诉讼，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律师牟楠、田美玉代表北京公司出庭应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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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与合同纠纷上诉状
上诉人：_________________赵__________，男，19__________年8月2日生，汉族，居民，住安丘市兴安街道__________村__________号。
被上诉人：_________________杨__________，男，19__________年8月28日生，汉族，安丘市兴安街道__________居民委员会居民，住该村。
原审被告：_________________刘__________，男，19__________年1月15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安丘市健康路161号。
上诉人因不服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20__)安民初字第996号民事判决，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_________________。
1、依法撤销安丘市人民法院(20__)安民初字第99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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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与理由：_________________。
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原审判决认定：_________________刘__________将涉案房屋退还给杨__________波，杨__________作为_____________居委会的成员即取得了该房屋的所有权，这是真正的颠倒黑白，是明显大错特错的。
首先，刘__________与杨__________的转让协议是一份无效协议!(20__)安民一初字第31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第4页倒数第1—2行)明确记载：_________________原告(刘__________)对该房屋无所有权，其向被告(赵__________)主张腾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既然刘__________无房屋所有权，那么他所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是否合法?他有没有权利来签订该房屋的所有权转让协议呢?有点法律常识的百姓都会做出正确的判断，他显然无权签订该房屋转让协议。
另外，被上诉人杨__________在(20__)安民一初字第315号案件中，是作为刘__________的证人参加诉讼，是刘__________一家人为了在购房时省点钱的顶名者。
他既不是买卖关系的当事人，也不是建造人，与涉案房屋没有任何关系，该房原始购买者名义上是刘__________。
20__年1月16日，杨__________与刘__________签订协议，约定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自始至终属于杨__________所有，与事实完全不符，该约定没有效力。
但原审法院却置生效判决这样的法定证据于不顾，错误的认定该协议有效，并认为退还给杨__________是有效的。
显然是大错特错。
其次，原审法院没有查明被上诉人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要求上诉人腾房。
上诉人自20__年11月将此房屋装修后入住该房至今已近6年，在庭审中，原审法院没有查明上诉人是如何实际占有该房屋，是基于购买还是租赁还是强占，是用合法的手段还是非法的手段。
如果上诉人是购得此房，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自然应予驳回。
如果是租赁，是在租赁期限以内还是已过租赁期限。
如此重要的、基本的基础法律关系原审法院却不予审查，却径直作出判决，显然是不考虑客观事实。
二、原审判决适应法律错误。
房屋所有权的取得主要有两种方式：_________________一是原始取得，此时房屋所有权的取得无需登记。
二是继受取得，主要是通过房屋交易等法律行为取得房屋所有权，此时房屋所有权的取得必须经过登记，否则，即使房屋实际交付占有，房屋所有权也不发生转移。
(20__)安民一初字第31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第四页22—23行)：_________________争议房产系_____________居委会开发的小产权商品房。也就是说，该房屋没有进行产权登记，还没有确权。转让房屋之人没有所有权，受让人却取得了该房屋的所有权!原审法院如此确认显然错误适应法律。
三、原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
1、原审判决虽然名义上采用普通程序审理，但事实上在审理过程中自始至终只有一名审判员审理。
2、判决送达时间严重超过法定期限，判决书虽然载明判决时间为20__年4月20日，但送达给上诉人的时间为20__年5月16日，这距离判决作出之日已经过去了一年之久，不知原审法院是出于什么原因。
四、本案显然为刘__________与杨__________恶意串通，为了非法利益采用的所谓合法手段制造的蹩脚的伎俩。
上诉人于20__年自__________手中以16万的价格购得此房，装修后居住至今。
当时刘__________年仅16岁，为在校学生，还不具备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购房者是其母亲，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起诉人：—————。
————年————月——日。
房地产开发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这是从合同的效力角度来对合同纠纷进行的划分。
是指因合同的无效而引起的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如合同无效后，合同当事人因各自返还因合同而取得的财产发生的纠纷，合同无效责任应由何方承担，承担多少之纠纷等等。
是指在合同生效的前提下，合同当事人因履行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包括合同订立后合同当事人对合同内容的解释，合同的履行及违约责任，合同的变更、中止、转让、解除、终止等所发生的一切争议，绝大多数合同纠纷为有效合同纠纷。
这是从合同的形式角度来对合同进行的划分。
是指合同当事人因履行口头合同而发生的所有争议。口头合同虽然简便易行，但因为没有书面的证据，所以，一旦发生纠纷是不易获得解决的。口头合同多是即时清洁的合同，一般来说，发生纠纷的情况较少。
是指合同当事人因履行书面合同而发生的所有争议。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合同纠纷是书面合同纠纷。这与书面合同应用之广泛分不开的，解决书面合同纠纷的依据是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书面合同书或确认书，以及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所有与合同有关的来往函件等。故要求合同当事人注意保存所有的与合同有关的书面证据，以便在发生纠纷时可以举证,此外，有时在一项合同履行过程中，既有因书面协议引起的纠纷，也有因口头协议引起的纠纷，口头协议除非有证据证明，否则法律是不承认其效力的。
这是从合同是否具有涉外因素来划分合同种类的。
是指合同当事人因履行国内合同而发生的所有争议，国内合同纠份不具有涉外因素，解决纠纷来说，单纯从程序角度要容易得多。
是指合同当事人因履行涉外合同而发生的所有争议。涉外合同纠纷因为具有涉外因素，解决纠纷时要比国内合同困难得多。所谓涉外因素，是指合同主体一方是外国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同法律关系发生在国外，合同标的位于国外等。解决涉外合同纠纷时，往往会涉及到法律适用问题.合同语言问题，解决纠纷地点问题等等。甚至纠纷解决后的执行间题也很复杂，所以，应尽量避免在涉外合同上发生纠纷。
这是从合同名称是否法定角度来对合同进行划分。合同法具体规定名称的合同为有名合同，其他合同则为无名合同。
从合同法规定来看，有名合同纠纷主要有以下15种：
(1)买卖合同纠纷，包括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纠纷，农副产品购销合同纠纷，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等。
(2)供用电合同纠纷，包括供用电、气、水、热力等合同纠纷。
(3)赠与合同纠纷，包括馈赠合同纠纷、遗赠合同纠纷等。
(4)借款合同纠纷，包括各类长短期限的民间或商业借款合同纠纷。：
房地产开发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甲、乙公司有长期的业务往来关系，李某系甲公司的一名采购员，一直负责与乙公司进行接洽并签订采购合同。3月，乙公司交付的一批货物质量不合格，按照双方在合同中的事先约定，甲公司有权扣除20%货款。但李某于203月15日与乙公司签署了货款确认书（未加盖甲公司公章），其中未扣款。不久，乙公司向甲公司出示该货款确认书，要求甲公司支付全部货款。甲公司以李某的行为超越了代理权限且代理书上未加盖公司印章为由拒绝清偿应扣除的货款。乙公司遂诉至法院，要求甲公司立即情场全部货款。
试问：乙公司要求甲公司清偿全部债务的诉求能否得到支持？
释：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李某在货款确认书上的签字行为是否能代表公司，是否具有合法效力。如果李某的签字能代表公司且具有合法效力，则甲公司依法应向乙公司支付全部货款；如果李某的`签字行为不能代表公司，公司有权不予认可。
本案中，甲公司自称公司内部对李某的签字效力及范围有限制，但并不能出示证据证明将此限制告知了乙公司，且李某担任甲公司的采购员，一直代表甲公司与乙公司进行业务往来，乙公司有理由相信李某就货款确认一事享有签字确认的权利，其签字行为可代表甲公司。法院最终判决李某就货款确认一事享有签字确认的权利，其签字行为可代表甲公司，合法有效。甲公司应当承担该签字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向乙公司支付全部货款。
商业实践中表见代理行为还有：将公章交给他人保管，而保管人私下对外使用公章；给他人的授权和委托书中未写清楚授权事项、授权范围，导致被授权人滥用授权等。对于表见代理，法律规定其后果均由“本人”承担，如公章上刻名单位、签发授权书的授权人等。因此，在经营活动中，企业应严格规范授权委托书的签发，出具时应明确授权的具体事项、授权的权限、时间期限等内容；在授权期限届满或提前取消授权时，企业应当及时通知相关的客户；企业应建立严密的公章、合同等企业专属书品保密机制，防范恶意代理的发生，以免遭致法律纠纷。
赠与合同纠纷
原告王玉清，女，1948年6月24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海淀区东升乡人民政府退休干部，住本市海淀区朱房西洼村19号。
委托代理人贾德旺，北京市同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赵守增，男，1946年4月9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革制品厂退休工人，住本区双槐里小区3号楼6门b02号。
委托代理人张桂花（赵守增之妻），女，1957年12月12日出生，无业，住址同上。
原告王玉清与被告赵守增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凤新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玉清诉讼代理人贾德旺、被告赵守增及其诉讼代理人张桂花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玉清诉称：原、被告系朋友关系。座落于宣武区双槐里小区3号楼6单元b02号（原地址为双槐树小区8号楼6单元b02号）两居室住房一套系被告名下的私产。1月2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一份赠与协议，被告将位于宣武区双槐里小区的这套两居室住房赠与原告，约定协议经公证后生效。并在海淀区第二公证处进行了公证，有公证书（98）京海民证字第0102号为证。因被告至今未向原告交付赠与合同的标的物，也未办理该房的产权过户手续。为保护受赠人的合法权益，现起诉要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一，交付赠与合同标的物――座落于宣武区双槐里小区3号楼6单元b02号两居室住房并办理该房的产权过户手续；二、承担该案件的受理费。
原告对上述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公证处（98）京海民证字第0102号公证书，用以证明被告曾与原告签订过房产赠与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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