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后写出来。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失败读后感篇一
通读了几遍美国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所著的《金融的逻辑》一书，加深了我对于现代金融的全面认识。由于这本书将历史和现实结合在一起，穿插许多案例，深入浅出，让复杂抽象的金融问题变得通俗易懂，读来自然兴趣盎然，收益颇多。
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不断的问自己几个问题，并试图在书中可以找寻到答案。对于作者的某些观点，其中大多数还是比较赞同的，对于某些问题的解释也让人觉得振聋发聩，引起了我的许多思考和启发。我想，倘若一本书可以引起读者对于某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开阔了其研究视野，引导读者努力探索真相，那么就是一本非常有阅读价值的作品。
接下来，我想按照书中所列的几个方面的专题，结合作者的观点，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也算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一种智力资源配置，在作者成熟观点的基础之上，衍生出一点思想泡沫。
一、什么是金融？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金融市场？
金融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每一次的交易都受到许多潜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金融与政治、历史、法律、文化、心理相互融合，在这些不同的外生变量的影响下，不同国家内部形成了不同的金融形态，国家之间的互相交流与碰撞进一步促进了新的形态的形成。我认为，金融的逻辑就在于弄明白变量间的本质联系，还原事物的真相。
存在即合理，那么金融的出现对于社会有什么贡献和价值呢？
站在一个国家的角度，如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增强国力，发展民生，是制定国策所需要考虑的基本问题。无论是发展国防尖端科技，改善人民的医疗、教育和住房条件，还是发展产业经济，抵御自然灾害的影响，都需要以国家财政的收入和支出作为基础。如果把国家看成一个大的企业，国家的财政就相当于企业的财务部门。财务的支出包括维持日常运营所需的开支，以及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投资；财务的收入则来自税收、债券或货币发行。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在太平盛世时，把征集来的税赋储存在国库中；在遇到自然灾害或战争时，就依靠以往的积蓄，或者增税、发行货币来解决财政问题。而增税带来民生疾苦，发行货币导致通货膨胀，因而往往导致朝代的更替。现代政府与封建王朝相比，还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来解决财政的融资问题。发行国债相当于把一次性的支出分摊到未来若干年来进行偿还，从而减轻了税收负担。
是通过增加税收，还是通过发行国债来解决财政收入问题，取决于政府的融资成本和民间的投资回报率，只要纳税人的投资回报率高于政府公债利息，就应该采取少征税、多发行公债的国策。
另外，一组数据对比也很引人深思。16时，明朝国库藏银1300万两，结果不久就被改朝换代；而当时世界上依靠国债发展的国家，如今既有民主和法治，又有发达的经济。这其中内在的原因是，依靠国库储备，只是把钱变成“死钱”；而依靠国债和投资，则把资本变成国力。有了大量的国库储备，就造成国富而民穷，从而影响民主和自由的发展；而依靠国债，政府必须依靠议会这样的民意机构来帮助政府实现财政融资。
从这个意义上讲，活跃开放的金融市场使钱具备了“穿越”的能力，相比之下，较为封闭集中的高额税收反而陷入了虚假的`繁荣，透过华而不实的表象，潜伏着社会历史变迁的自然规律。
二、如何促进投资？提高回报？
如果说实现经济增长、国力增强的前提是大量的、高效的项目投资，那么政府只是投资的主体之一，其投资的主要目的是解决重大的国计民生问题。而产业经济的主体是企业，企业发展了，产业经济才能得到发展。而企业要发展，就要解决融资问题。股市、银行贷款和民间金融是解决企业融资的主要途径。
目前中国的企业主要分为国有、民营和外资三类。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在于“花别人的钱不心疼”，因此，往往投资回报的效率不高。目前国内的民营企业大都规模不大，要想解决融资问题往往面临实际的困难。
中国的股市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基本为国有企业服务的市场，这不仅迫使证券监管部门和司法、执法权力机构对上市公司的违规违法行为睁只眼闭只眼，使他们无法作为独立的裁判和执法者出现在证券市场上，因为国家作为大股东有太多的相关利益；而且从根本上使中国股市无法在激励创新、鼓励创业方面起到实质性作用。而美国盛世依靠的科技创新，其基础是以股票为代表的风险资本。
除此之外，个人认为中小企业的问题，更主要的还在于树立正确的发展观。企业就是企业，不是某某的靠山，做好它的前提条件就要认识到全身贯注聚焦在消费者需求上的重要性，顺应时代潮流大胆创新的紧迫性。而不是成为权力的附庸，依靠寻租来维持可悲的利润。至于制度，文化，管理方面的影响，其实完全可以至于次要地位，它们只是企业取得成功的配套条件，有当然更好，没有也无大碍。适合国外的理论，移花接木未必可行，毕竟土壤不同。这条思路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改变最需要改变的，期待时机未知的改变。
三、美国金融危机的启示？
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以房地产按揭贷款为基础的委托－代理链太长或被扭曲之后，没有人会在乎交易的最终损失，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存在利益关联的证券评级造成系统性的风险，风险和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将使整个链条崩溃。
1938年以前，美国的住房按揭贷款市场跟中国今天的情况类似，金融机构基本都是自己吸收资金、自己放贷，当然也自己承担坏账风险。这种情况保证了坏账概率较低，但其缺点是流动性较差，因为贷出去的资金可能需要20－30年才能回笼。
这就有了1938年推出的半政府机构－联邦住房按揭贷款协会（房利美），它的作用是专门买那些银行想转手的按揭贷款，以增加银行资金的流动性。
接下来的挑战是房利美的资金也不是无限的，于是1970年成立一个叫政府住房按揭贷款协会（吉利美）的半政府机构，它专门将从美国各地买过来的住房按揭贷款打成包，然后将贷款包分成股份，以可交易证券的形式向资本市场投资者出售。这就使按揭贷款资金的供应量几乎是无限的。
1990年代开始，特别是最近几年，围绕按揭贷款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其目的是为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提供各类风险水平的投资品、为不同税率的投资者提供避税的投资品，等等。这些金融创新为美国社会提供了巨大的购房资金，但是这一长条的按揭贷款衍生证券链，使资金的最终提供方与最终使用方之间的距离太远，多环节的委托代理关系必然导致道德风险。“花别人的钱不心疼”在次贷危机中再次得到印证。
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启示是，一方面要利用金融创新来建立以科技创新为基础、以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另一方面也要防范过长的委托－代理链带来的风险。
从金融理论发展角度来看，这次金融危机再次验证了传统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错误性。人作为社会经济关系的一分子，怎么可以做到完全理性呢？如果是这样，七情六欲去哪了？难道我们都成为了自我理性的奴隶，麻木不仁了吗？恰恰相反，正是我们根植已久的贪婪、恐惧、胆怯、卤莽，在人群中迅速传播，形成了场的共振效应，非理性的行为彻底挫败了理性这一对手。在利诱面前，谁又能保证理智可以永远战胜情感呢？行为金融学在西方的盛行，使得传统经济学理性的根基摇摇欲坠，作为学科发展的前沿理论，似乎是在引领着金融学逐渐靠近心理学的边界，同时在学科融合过程中，让我们意识到脱离人这一主体来研究经济运行，不仅缺乏现实基础，而且容易出现以偏概全的错误。
想到此处，顿觉金融危机有点类似于群体盲思，勒庞的经典著作《乌合之众》深刻的勾勒出了在群体中的个人如何失去自我意识，个体的有意识逐渐被群体的无意识所取代演变成为了诸多时代的特征。金融危机是种必然，它的出现在提醒我们需要关注更为广泛的社会学领域，也在暗示着群体行为和个体行为本质上的区别。对于学科之间的交汇、融合、创新，使我心中涌现莫大的快乐，也许是属于一个独立思考者的幸福。
四、如何发展金融的制度和文化保障？
由于金融交易不管是以银行存款或贷款的形式，还是以股票、债券、期货、基金等形式发生，都是一种信用金融契约交易，买卖的是一纸票据合约，因此，支持契约执行的架构就成为金融交易能否发生和发展的基础。在此架构中，需要避免的是，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支持契约执行的架构必须以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和现代政治制度作为基础。
传统金融和现代金融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现代金融市场中，出资方与用资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财产所有权和使用权发生严格分离；二是传统金融以“无限责任”为基础，现代金融以“有限责任”为基础。
在封建社会提倡的“三纲五常”、“养儿防老”，是通过等级制度保证父母、兄长以及其他长者的投资有回报，这就使得主要的金融活动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成员之间发生，也制约了家族以外的金融的发生和发展。而“家”也束缚了个人的自由和创新。
当金融市场取代了“家”的保险互助功能，家就越来越成为一个单纯的精神生活细胞，以兄弟姐妹间、长辈与晚辈间的感情交流为基础。现代金融市场的发展以个体的自由、责任和诚信为基础，也使个体摆脱了对家族经济互助关系的束缚。
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经济结构调整的背后也隐含着社会文化道德变迁的脚步。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市场经济深化和政治制度变革将成为改革开放下一步的必经之路。作者在书中分析了美国金融业发展的百年历史，认为我国金融市场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也会遵循国外演变的路径，基金、证券将会获得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而银行、保险的市场份额会逐步下降。其实，对于预测这样的事情，我们往往总处于矛盾之中。不预测的话，显的没有分析推理能力，学术素养不高；进行预测吧，最后的结果往往又如同担心的一样，偏差很大，大多沦为笑谈。就单单对证券市场未来一段时间的行情变化进行预测，分析师所做的研究报告漏洞百出，以至于为了公司的信誉，不断的修正、辩解、再修正。绝大多数分析师都只有分析过去的能力，而不具备预测未来的实力。市场是有它自身发展的规律，同时影响其变化的未知因素永远也不能尽知，我们只有尊重市场，怀着一份敬畏之心，客观的看待我们的判断能力。做对了，也许只是运气好罢了。错了，也没什么，本来就不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谦虚谨慎的心态才有助于我们不断靠近真理。
因此，未来市场会如何变化，仅仅通过比较分析是无法简单得出理论。虽然我无法证明作者结论的错误，亦不能提出自己的远见卓识。但我始终相信历史会证明一切，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关于未来的看法。短期的预测往往正确性比较高，时间越长，就只能是主观色彩浓厚的猜测，南辕北辙的结果很难避免。
遗憾的是，我也深陷预测的矛盾之中，既然作者的一些观点让我不断衍生出新的想法，就像一杯溢满泡沫的扎啤，在其破裂消失之前，浅尝一口也许麦香依然，虽然终归消失于喧闹的江湖。接下来，我也难以免俗，不吐不快，想谈点自己对于我国金融市场现状的一点感触。
银行业，坦白说，自己并没有在其中实习过。不过，间接了解还是有的。想要准确定位一个行业，明确它的本质仅靠置身其中是远远不够的，还得充分了解它的历史，通过横的纵的坐标来确定其定位。横向来看，在中国的金融体系里，银行也可谓扮演者主要角色，尤其是国有控股银行，享有更多的政策优惠和寻租空间。其它商业银行在管理上符合现代企业制度，且有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注重经营绩效，当然从业压力会更大。从这点看，如果选择去银行工作的话，选大而避小。一是因为权力经济下，自然倾向拥有更多权力的四大国有银行和央行；二是非国有商行虽然在产品创新，市场挖掘方面更胜一筹，但毕竟在资金成本、客户对企业认知上受到较大约束，短期内难以改变。当然，不是完全不可考虑，比如招商银行在管理和企业文化方面做的较好，可以一试。
与证券、保险、信托相比，银行属于间接融资，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后，原有主营业务存贷利差模式将受到挑战，各类存款类金融机构之间竞争日益激烈，如果国家还是沿用分业经营监管制度，将对银行业的持续发展带来很大挑战，业务创新也将受到限制。再者，银行主要面对广大储户，所满足的仅仅是储户资金安全、周转的需求，虽然也推出各类理财产品，仍无法照顾到更多投资者的需要。
如果说银行是存贷公司的话，证券业对于投资者来说是资本赌场，对于上市公司就可以看成是圈钱场所，而证券公司就是不断地促成这场骗局，并恰到好处地吸引更多人上钩。资本市场发展的二十多年里，起伏激荡，虽然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但很多制度建设仍不完善，政策市的本质仍然未变。从证券市场的诞生来看，它只不过是一种需求，而不是必需，在整个体系里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不管如何宣传和强调，受众就那么多，关键在于人们对于这个市场缺乏必要的信心。具体到行业结构，营业部众多，经纪业务为主营。各个公司竞争激烈，且都规模不大，资本较为分散。就业门槛较低，做到分析师、研究员之类的，对于时间非常敏感，承担的心理压力较大。社会接触面狭窄，喜欢自娱自乐的人可以重点考虑在证券业发展。
再说保险业，相对有点偏门，有点非主流的味道。本质上说，保险业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千家万户保一家。把无数闲散资金齐集，构建一个资产池，分散个人因为财产、人身出现意外所带来的损失。有些产品设计确实不敢恭维，没有多少实质性作用，很多人只是图个心理安慰。当然针对在车险、人寿、医疗方面本身风险发生概率较大的领域的产品，还是有投保需要。总体来看，保险业的关键岗位在于产品开发设计，包括保险精算在内，一份好的产品设计既要考虑收益与成本，还要兼顾市场需求。但大多岗位类似于推销员的性质，加上国人的保险意识不强，市场扩容较为艰难。类似于证券公司，业务模式更多要依靠营销手段的创新，地位较被动。
最后看信托业，也许很多人对此感到陌生。其实，在我国信托伴随着改革开放一路发展至今，已经有了30多年历史，形成一定规模，并且业务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本质上信托是一种财产管理制度，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即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一种法律行为。业务涵盖范围较广，可以说是整个金融体系中与实体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行业，要求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业务模式也具有主动性，能够满足体制内外投融资的需求，可谓旱涝保收，越来越得到机构投资者的青睐。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其实证券投资基金，包括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也只是信托业的一部分，个人比较看好信托业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
最后，回归主题，文化总是在历史背景下传承纳新，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变化将起到关键性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时代在进步，个人会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金融与文化存在着反身性的叠加影响，我认为经济交易与感情交流不是留给市场和家庭的问题，而是相互融合共生，无法简单割裂的统一体，市场化分工不会做出这种隔离的安排。金钱只是一种表象，在它的背后总是饱含有亲情、爱情、友情和阴谋。不管怎样，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渴望得到一份真实纯粹，不虚假做作的情感交流，哪怕是纯粹的阴谋。
失败读后感篇二
去年国庆读了《小逻辑》，然而读了半月无所得，反而变得迷茫，如今一年过去了，知识更加多，眼界也更宽了，于是重新读了这本书，算是有了一些收获。
《小逻辑》分为三部分“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这是黑格尔对于逻辑学的划分，他认为这三部分是层层递进的关系，但是概念是这三部分中最重要的，因为概念才是真理，而存在和本质只是直接和间接的东西，如果存在和本质都孤立了，那么两者都不能算是真理。
本书的第一部分“存在论”又分为三个小的部分：质、量、和度。质就是表明它是什么，比如我们穿的衣服，住的房子，骑的车，都是质的'体现，有这种质，就不会让我们混淆概念的存在，就不会出现穿房子，住衣服这种混乱。在我看来，存在是基于“质”而存在的，没有质，就无所谓存在了。
存在的第二部分是量。量很容易理解，就是数量。书中的量有着一种职能：衡量存在尺度的标识。以我们用的书为例，一本50页的教科书和一本20xx页的字典都是书，它们的质是一样的，所以量的多少是不会影响存在的，但是它本身又是无处不在的。量与我们初高中学过的量是不一样的，初高中就是量变导致质变，但是这里的量只是一种类似于度量衡的存在，它不影响质，或者说对质影响极少。
存在论第三部分是度，度就是尺度，是质和量的统一，是带有质的量。这一部分主要讲了通过量的增加和减少是不影响存在的本质的，或者可以说是影响的范围有限。
失败读后感篇三
“一方面由于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的琐事予以太大的重视，另一方面，现实上最高的兴趣，却在于努力奋斗首先去复兴并拯救国家民族生活上政治上的整个局势。这些工作占据了精神上的一切能力，各阶层人民的一切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致使我们精神上的内心生活不能赢得宁静。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现在现实潮流的重负已渐减轻，日耳曼民族已经把他们的国家，一切有生命有意义的生活的根源，拯救过来了，于是时间已经到来，在国家内，除了现实世界的治理之外，思想的自由世界也会独立繁荣起来。”
这是将近两百年前，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开讲辞。读起来感觉多么亲切啊，真可谓历久弥新。我们这个时代不再是黑格尔的时代，但人好像还是黑格尔时代的人。“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致使我们精神上的内心生活不能赢得宁静。”
一个时代的兴趣，一个时代的格局，一个时代的趋势，个人是无能为力的，最多只能“独善其身”。而且，很多时候，独善其身也很不容易，往往“树欲静而风不止”。
国人的习惯，喜欢上行下效。所以我常常想，要扭转这个时代的风气，可能还要从在上者做起，然后民众群起响应。
我常常想，假如为政者能有时间坐下来读点书，做点思考（总结和反思），想一点与经济无关的社会的事、文化的事，聊一点百姓的话题、精神的话题，甚至是诗意的话题，可能会出现一种清新的政治局面、管理局面。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古代受百姓敬仰的官员是亲民的，有人情味的，他们似乎不像现在的官员那样，成天到晚事务缠身，几无片刻闲暇。古代的官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似乎总能从容处之，百姓对他们的评价是“日计之无近功，岁计之有大利。”()
假如学者们能坐下来安静地做学问，而不仅仅为稻粱谋，不仅仅为名利、为职称谋，可能会出现一种清新的学问局面、学习局面、文化局面。
假如各阶层的人们能放慢一点脚步，习惯欣赏生活，习惯欣赏自己，习惯于物质之外某种精神需求……可能会出现一种清新的生活局面、社会局面。
和谐社会必然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的身与心的和谐。远离精神、远离内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
失败读后感篇四
近年来，随着大众对理财和社会经济问题的关注，财经类的畅销书备受追捧，各种讨论金融危机的观点相互碰撞，类似的讲座、报告也四处开花，大家似乎在一夜间看清了华尔街金融家的贪婪和罪恶，以及各种深藏不露的“阴谋论”。金融交易除了让华尔街、金融界赚钱外，对社会到底有没有贡献、有没有创造价值？如果有的话，是如何贡献的、如何创造价值的？陈志武撰写的《金融的逻辑》一书从全新的视角为读者拨开了这些迷雾。
陈志武是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是目前华人领域公认的最优秀、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之一。
此书的一大亮点是让人们重新审视过去那些曾经理所当然的观点。过去我们总认为，国库里真金白银越多的国家就越强大，要借钱花的国家是弱国，一个国家财政经常赤字，要发行大规模国债融资，这是不好的。陈志武的研究发现彻底颠覆了读者惯性的认知：以公元1600年为例，一组是国库深藏万宝的国家，一组是负债累累的国家，现在来看，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国家除了日本外，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却是今天的发达国家。而且我们又无奈地发现，将“未来收入”提前变现的资本化、证券化体系才是这个世界近20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资本化是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的核心。长期以来，美国欠下一身的巨额外债但发展势如破竹，而中国、印度这些在几千年封建发展史上一贯拥有大量金银储备的国家至今仍是发展中国家。
同样，用“货币化”和“资本化”也可以更清晰地理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去的30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9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给老百姓买卖东西的自由，他们有选择生产什么、到哪里卖、如何卖的自由，包括劳动力市场和创业市场上的自由，那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市场化”或说“钱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可以概括为“资本化”时期，就是让企业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劳动者未来收入流，都可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者金融票据化转变为流通的金融资本。一个国家可以卖的东西越多，或者已经资本化或能够被资本化的资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可能的资本也越多，而由资本和劳动的自由结合产生的巨大生产力正是我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最根本的原因。
本书还从历史的角度探讨治国的金融之道。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靠加征税还是发国债来维持财政，关键在于政府的融资成本和民间的投资回报率，只要纳税人的投资回报率高于政府公债利息，最优的国策就是少征税，把钱留给老百姓，藏富于民，政府尽量用公债补充财政赤字。如外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美国政府用低息借到这些钱后，通过减税把钱转给企业和老百姓做生产性资产投资，这种策略的效果是让美国的财富超速增长，即是自己有蛋再“借鸡生蛋”的效果。由此我们终于明白了美国靠赤字、靠国债、靠减税做强的道理。由此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我国目前增速超20%财政收入或许并不是好事。所以，目前我国的政策导向之一就是：一方面应该减税，至少应该控制税负过快增长，要藏富于民，同时政府进一步退出经济领域，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提高民间创业和投资的回报；另一方面可继续依靠国债促进发展。当然，这两个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提前，那就是政治制度构架必须要适应这种自由开放的市场。
失败读后感篇五
传统观点普遍认可这样的观点：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通常总是试图增进那些共同利益。如许多工会理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补偿权力”概念、及对压力集团的研究都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的。但奥尔康教授却在本书中明确指出这种论断是错误的。当然各类组织的成员总是期待增进他们的共同利益，工人期待工会为其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农场主期待农场组织为其成员争取更有利的法律；股东期待公司为其增进利益。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以现代大公司为例，不像股东人数少的公司，在股东数量众多的现代大公司，管理人员拥有自主权，他们能够控制大公司，甚至为自身的利益而牺牲股东的利益，这样的事实却是令人惊讶。在股份公司里，普通的股东拥有解雇管理人员的法定权利，如果管理人员把公司作为谋取自身利益的该工具，股东集团受到了损失，自然有足够的理由解雇他们，可是大多数这样的情况下股东是不会这么做的。究其原因是这样的，在一个有着成千上万股东的大公司里，典型的股东要解雇管理人员的努力可能不会成功；而且，即使成功的话，由于典型股东拥有的股票只占股票总额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回报（更高的红利或股价）的大部分也会被其他股东分享。公司收入对股东来说是集体物品，因而通常情况下典型股东不会对管理人员发难。
也就是说，在一个集团内部，集团利益是公共性的，即集团中每个成员都能共同且均等地分享它。这也就意味着，不管个人是否付出成本，他都能享受到集团的共同利益，而这样的性质促使集团的每个成员都想“搭便车”坐享其成。集团越是大，分享收益的人越是多，为实现集团利益而进行活动的个人分享的份额就越小。所以，在严格坚持经济人及其行为的假设条件下，经济人或理性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
奥尔康教授还将小集团和大集团进行比较，发现两者不仅有量上的差别，而且尤其关键的是二者在质上也是完全不同的。他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大集团行为，在研究中他发觉大集团行动是相当困难的。首先，因为集团规模大、成员多使得集团组织运行成本极高，加之收益的分享问题、吸引成员加入的方法问题都使得组织大集团行动陷入困境。其次，组织集团行动以实现利益增殖问题，也只能是可能性。因为总要防止集团成员“搭便车”的行为倾向，它已变成解决集体与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为此，在多个成功案例的研究中，奥尔康教授发现了这样的运行机制，即强制入会制和“有选择性的激励”，大集团或申请法律强制其潜在成员入会，或向其成员提供大量有选择性或非集体性收益并排除其他非成员分享，使得潜在成员知道加入集团对自己的益处而不加入可能总成的损失远远多于会费，从而吸引更多成员加入。此外，对集团的每个成员区别对待、“赏罚分明”。
当说到小集团时，奥尔康教授特意申明：他的关于大集团的理论都不适用于小集团。小集团因其成员人数少。为实现集团总收益而付出的成本小，即使有些成员必须承担提供集体物品的所有成本，他们得到的好处也要比不提供集体物品时来得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相一致的，可以假定会提供集体物品。所以，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组织起集体行动；具有有选择性激励机的集团比没有这种机制的集团更容易组织起集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