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论文题目(实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论文题目篇一

葛兰西是较早对大众文化进行系统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人的全面异化是大众文化流行的社会、文化、心理根源;而由于意大利法西斯统治导致意大利作家和艺术家严重脱离人民群众是大众文化产生的社会政治根源.葛兰西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超越了精英主义全盘否定和平民主义的全盘接受思想,辩证地分析了大众文化对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霸权的.重要作用.其大众文化思想对后来的文化研究尤其是英美文化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有宝贵的启迪.

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论文题目篇二

一、引言

荀子是战国末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在先秦时代，他的语言思想是公认最为系统的语言观，对诸多语言哲学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名实之辩”体现的语言本质上是一种人为的约定;又如他的“正名”思想，继承了孔子“礼”的思想，认为语言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样国家才能在思想和制度上得到同意;而“方言雅言”的观点为职业交际英语存在提供了理论支持。本文认为，荀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较为直接的触及语言规范性和标准化的思想家，是语言规范领域的先驱者。

二、荀子的语言哲学思想

(一)“名实之辩”

在古代，一些宗教信仰者由于不理解语言和语言所代表物体之间的关系，认为对人的名字和生辰八字进行诅咒会对人的本体产生伤害。先秦诸子都对这一现象作出不同的解释，老子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名”只是一种符号，是我们对客观事物“实”的定义，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墨子曰:“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藕，合也”。但由于各家之言不同，最后产生了“白马非马”的诡辩论，文学界对语言本质的论断一片混乱。

(二)“明贵贱，别异同”

荀子的思想中，“名分观”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出生背景的影响，战国末期正是秦统一中国前由分裂走向统一十分关键的`时期，不仅仅体现在领土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思想力量的分化与重组。

(三)方言雅言

荀子出生于赵国，之后又在多个国家游历。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从发音和用词几个方面感受到了各地语言的不同。他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又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

三、“新英语”与“标准英语”的争论

(一)有关“标准英语”(standardengiish)简述

从古英语到中古英语，再到15世纪后成型的现代英语，也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英语，经历了十分漫长的过程，已经逐渐成熟。然而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士中，发音和用词皆不相同。20世纪以前，人们通常把英国本土皇室、贵族以及高等学府等统治阶级中受到良好教育人士的口音作为标准英语的模板，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标准英语就是英国本土上层人士所持有的发音和用词。由于英国阶级分化严重，标准英语作为身份的象征一度成为人们效仿的标准。

(二)“新英语”崛起的社会文化意义

1985年，“新英语”在理论上取得突破性发展，主要体现于kach。的三个同心圈理论。他将英语分成内圈(innercirleenglish)，外圈(outercirleenglish)和扩展圈(expendingcircleenglish)。他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归为内圈英语，而除了内圈英语的，以英语为第二语言或是官方语言的国家为内圈外范围，具有浓厚的地方特点，就是我们所说的“新英语”。

(三)荀子的语言学思想与“新英语”

“散名之加于万物者，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因之而为通。”(《正名》荀子将夏言作为标准汉语，他认为夏言是当时使用范围相对广泛的口音。在这个层面上，他比“标准英语”的定义标准更为先进，考虑到了使用的广泛性，而不只是阶级性。荀子的“方言雅言”说，对应现代英语的“河口英语”和“新英语”，也就是内圈英语和内圈外英语。他对“方言”采取一种宽容和共融的态度，而作为标准口音的夏言认为是国家统一的助力，有利于民族间交流和经济发展。荀子的见解为我们对待标准英语和新英语提供了良好的榜样。

四、“新英语”教学

(一)“新英语”教学的必要性和实用性

通过与温州大学英语专业和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的交流，作者了解到有六成以上的学生的从业方向是经济和外贸方向，包括眼镜、纺织、皮具、服装、厨卫、旅游、机床以及口译等等。

(二)“新英语”教学策略

(1)多元化教学模式

jenkins在kachru“三个同心圈”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在扩展圈国家英语并不是日常生活交流的工具，英语是作为一种对外交流的通用语的存在(elf)，主要用于国际会议或商务交流。

多元化教学模式要根据学习者和学习环境的不同而变化。但我们必须明确“新英语”变体造成交流障碍的语言特征，并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时刻关注学习者的特征，适时教授交际策略。这对教师和学习者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2)积极进行“新英语”教师团队建设

“新英语”是语言标准多元化的代表，包含着不同英语的地域变体。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语言学习者的语言可通度，既包括自己语言的可被接受度，又包括对不同英语变体的可理解性。在这样的要求下，作者认为母语教师和非母语教师结合，组成教师团队对学习者了解和增强“新英语”的不同变体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英语专业中口语课程都大量运用母语教师，而学习者们也常常以口音标准度去衡量教师的素质。但母语教师与非母语教师的合作常常有很大脱节。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荀子语言本质说、语言功能说以及语言标准观的解释，阐明了语言来源于社会，是“名”与“实”之间人为的联系，语言能够维护民族团结，并且语言的统一能带来强大的经济和文化效益。从经济角度来说，大学商务英语专业培养能适应职场生活的学生，在我国与东盟、日本、韩国等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者外语的国家贸易交流日益紧密，不管是在展会中或者是经济对话中，了解对方英语的方言和口音规律对增进互利都是大有帮助的。

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论文题目篇三

摘要：方以智于明亡后遭遇坎坷，屡经生死劫难，知永历小朝廷无可作为，自己亦不得施展抱负，于出仕与归隐的两难抉择中萌生出家遁世的念头。当清军攻克广西平乐，定要捕获方以智，于此情境下方以智s发披缁而出，以免无辜，此或为权宜之策。然以智不屈于清帅威逼利诱，清帅只得听任其为僧，至此最终皈依佛门。逃禅是其必然的选择，精神得以彻底解脱。虽然身在佛门，但他表现出内儒外释的思想和行为。其生平经历反映易代之际明遗民的民族气节、苦难历程和精神操守，颇具典型意义。

关键词：方以智；遗民；出仕；归隐；逃禅

关于方以智之逃禅，见诸史传或相关介绍文字，于其出家之时间、地点、情境之记载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以致讹误频传。如《明遗民录》其小传写道：“……隆武帝召之，未赴。永历时，以翰林学士知经筵，寻命入阁。以智知不可为，乃为僧去，号‘无可’，最后，自号曰‘浮山愚者’。清兵尝物色得之，令曰：‘易服则生，否则死。袍服在左，白刃在右。’乃辞左而受右。清帅起谢之，为之解缚，听其以僧终。乃披缁诣天界，事z公。”［1］这段文字言其不仕于永历小朝廷，故而削发为僧以避世，至其后被清兵抓获，不易其服，以僧而终。然此与方以智为僧之实情有所出入。

又如《文学遗产》曾刊发一则短文《明遗民多逃于僧》其中写道：“明清之交，遗民多逃于僧，其最著者则方以智名弘智，人称药地和尚，屈大均名一灵，钱澄之名幻光，又号西江半衲，金堡名今释，字澹归，周容名释茂三。五人后皆还俗。……然则当时逃遁于释门者甚众也。”［2］该文指出此种现象，符合史实，然断言“五人后皆还俗”，笔者姑且不论所举其他四人是否还俗，但若言方以智“还俗”，显然大谬。

今所见介绍方以智的文章，或言其明亡后即为僧，或泛泛而谈其被清兵抓获后拒绝降清，被迫削发为僧，然实情究竟如何？笔者遂加以探察，以考其实，并略加思考特定历史情境下，方以智不得不为僧的矛盾心理和必然选择。其之为僧，似是彻底摆脱了俗世尘务的桎梏，精神枷锁得以解脱，其后专心著述，潜修佛学，但事实上，其内心依然难解儒家思想的羁绊，故而杂糅儒释道三教，融通合一，归之于《易》，藉此试图化解内心的困惑与矛盾。

一、方以智逃禅之实情

对方以智相知最深的莫过于钱澄之，他晚年为方以智妻潘翟七十大寿写有《方太史夫人潘太君七十初度序》，［3］文中就曾追忆了当年方以智的艰难处境与被迫为僧的经过。

清顺治三年（1646）十月，桂王朱由榔监国于肇庆，旋即帝位，是为永历，方以智以推戴之功，擢少詹事，但不久因与司礼内监王坤不合而弃官。其后随永历驾幸梧州、桂林，已然洞察时局，知其难有作为，此后屡诏不起，十次坚辞东阁大学士之职。方以智于永历朝供职不足三月。他虽有匡扶明社稷之志，欲挽狂澜于既倒，终究难遂其志，于“归不可，出不可”的两难境遇中，即已萌生出家之心。其实他的内心极其矛盾，尝曰：“吾归则负君，出则负亲，吾其缁乎？”［4］在出仕与归隐、事君与事亲的多重矛盾纠结中，难以寻求解决的良策。儒家宣扬“穷则独善其身”之说成为士人保全自身的信条，但遭逢易代之际乱世之时，何谈独善其身？所以他心中萌生出家之念，正是此种情势逼迫使然。但有此想法并不意味着会立即采取行动，尚需某种外在因素的作用才得以最终实现――纵使是被迫的接受，而这种外力即来自于他在平乐被清军捕获。

如果说，当初以智有此出家的想法，并未付诸实际的行动，而此次s发披缁面见清帅，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寻求自保，且以免亲人朋友无辜受牵连，但随之而来的允其“为僧”，则迫使他不得不真的出家，彻底断绝尘缘俗念，所以钱澄之说他“然公自此真为僧矣”，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我们也可以说，方以智至此方才获得了身心痛苦的真正解脱，他于明亡后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心神难安的'境遇总算结束。

二、方以智逃禅之必然选择

上文于方以智出家为僧之经过考述已然清楚。在明亡至其最终逃禅的六年多时间里，方以智经历了几番生与死的劫难，遭逢被执、被诬、逃亡、短期出仕、避世不出、被逮而被迫出家的种种际遇。这种极具戏剧性的充满凶险复杂多变的人生变化，对于一个江南望族的贵胄子弟，且身为故明臣子，其感受应是相当沉痛的。他在《寄张尔公书》信中写道：“嗟乎！数年之间，国统三绝，行在五迁，而暂一甘刑戮，两弃妻孥，又万死中被奸仇之锋，极难时遭奴仆之叛，命不谓苦乎！知者谓智北都应刃而死，不污伪职；天雷题诗于壁，自拒囗使，以方汲郡之封刀不应，刘宣之抱经林薮，然古人更有苦于今日者，苦人此生已憾，不及比于夷、齐，又何道哉！”［9］对自己这一时期的苦难历程向友人倾诉，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于此易代之际，方以智面临有多种选择：或殉节、或归隐、或出仕、或降清、或逃禅，等等，但是，最终惟有逃禅成为他的必然的选择。今稍加探究，于梳理其思想发展演变及精神气节操守大有裨益。

1.方以智于甲申之变时，闻崇祯自尽，曾打算投井殉节，然未果。

计六奇于《明季北略》就记载道：“（方以智）闻变，走出，遇苏人陈伯明，仓卒通名，相与叹泣。潜走禄米仓后夹巷，见草房侧有大井，意欲下投，适担水者数人至，不果。”［10］他与陈伯明准备投井殉难，只是有人来担水，未能遂愿。清邹漪《魏庶常传》也有相类文字：“而贼薄城下，三日城陷，公出遇陈名夏、吴尔埙、方以智于金水桥且曰：‘我侪图一死，所以报先帝。’公曰：‘死易尔！愿事有可为者，我不以有用之身轻一掷也。’”［11］此两则文献记载虽细节有异，但足以证实方以智于城破、崇祯帝自尽时曾打算以死殉节，报答先帝的。只是他后来在魏学濂的劝说下放弃了毫无意义的自杀殉君殉国的念头，希望于乱世之际能匡扶社稷有所作为。廷绝望，坚辞出仕；归隐山林不得，退居故乡亦行不通。

地绝望了。

他也曾想过归隐山林以避世，或退居故乡，但此路也行不通。他跟钱澄之即言及：“吾归不可，出不可，善吾身，以善吾亲，其缁乎？”《清史稿》其本传亦写道：“吾归则负君，出则负亲，吾其缁乎？”面对永历帝再三征召，拜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等职，他内心十分矛盾。身为故明臣子，他理当事君尽忠，但现实是残酷的，无情地粉碎了他的梦想，知道永历无可作为，明白自己终将无法施展政治抱负。他明了“出不可”且更清楚“归”亦不可，这种或出或归、“负君”“负亲”的两难抉择让他备受痛苦的煎熬。其时永历帝困于西南一隅，清兵正横扫全国，迅速消灭各地反抗势力，永历帝的灭亡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故乡桐城早已是大清的版图，方以智想要回到故乡隐居显然已非易事。

3.方以智被清军捕获后，坚持民族气节，拒不降清，不做投降派。

1650年，清军攻占广西平乐后，极力搜寻方以智，必欲得之。当他被清兵抓获，主帅马蛟麟反复逼其降服并以死威胁时，他坦然趋向屠刀，宁可选择死亡，拒不仕清，清帅只得听任他为僧。方以智之所以有如此举动，我们可以看他此前流离沅州时所写《俟命论》一文就明了个中缘由：“夫畏死者，人之常情，而害仁则名教所恶。圣人峻其防，则曰忠臣不事二君，有死无二。”正是缘于“忠臣不事二君”的信念激发着他不惧死亡，做故明的“忠臣”。于此情境中，方以智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削发为僧，保全自身，又不仕清，成全了自己的民族气节，且又不辱没先祖及家族门第。或许出家并非因为勘破红尘，但现实危境中不得不然的选择，促成他人生最后的归宿。

4.逃禅是方以智迫不得已的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更是他人生痛苦的解脱。其实，逃禅何尝不也是一种反抗，一种绝不仕清的坚决的抗争。方以智被供养于梧州城东云盖寺，两年后在施闰章的帮助下回到故乡，其后一再拒绝清廷征召，立意更为坚定，不做两节人。

顺治十年（1653）春，清朝官吏两度逼迫方以智出仕，他因此奔至南京，师事曹洞宗觉浪道盛大师，圆具天界寺。方中通《陪诗》卷一《迎亲集・癸巳春省亲竹关》写道：“操抚李公，迎老父入皖，赠以袍帽。老父斥之，直奔天界。时杖人翁主天界法席也。三省马公又欲特荐，属父执刘阮仙趋行。杖人翁云：‘拉得去是你手段，站得定是他脚根。’借以得免。老父于天界圆具后，闭关高座寺看竹轩。”

觉浪是当时佛教曹洞宗的前辈，曾因文字中称朱元璋为“太祖高皇帝”而被清廷逮絷，后查明此系其明亡前所作，遂予以释放。他对方以智晚年思想与活动均产生较大影响。觉浪的另一门徒啸峰大然即崇祯末年与以智父亲方孔萃系刑部大狱的御史倪嘉庆。方以智誓不出仕，闭关高座寺看竹轩潜修，“数年，兼解性命之源”［12］。康熙三年（1664）底，方以智应庐陵知县于藻（友人于奕正之子）、倪震（笑峰大然倪嘉庆之子）等人之请，为了觉浪兴复曹洞宗风之愿，主青原法席，理佛参禅。

三、方以智逃禅之心态探微

方以智为僧，是其一生重大的转折点。从入世到出世，由儒而释，人生境遇发生了巨大改变，于其影响至深。但考察其此后之思想及举动，我们可以断言，他并非由此就完全超脱于红尘之外，了却俗世尘缘。尤其是他在对待侍养老亲上，心中时刻牵挂老父，遂有归家侍亲之举、父逝破关奔丧之为，依然以儒家思想行事。他内举儒学，外修禅功，杂糅儒释道融通合一，归之于《易》，体现出思想的复杂性。

方以智于1650年十一月被迫出家为僧，入住广西梧州云盖寺，但他还是尘缘未了，惦记着家中老父。是年冬作《辛卯梧州自祭文》：“汝以今日乃死耶？甲申死矣！……无可道人幸可以忘此。此年来感天地之大恩，痛自洗刮者也。独眷眷者，白发望之久矣，尚未得伏膝下。……未能免俗兮于乎尚飨。”言自甲申之变后，即已心如死灰，所眷眷者，惟故乡老亲而已。他在梧州云盖寺居住了两年后，施闰章奉使粤西，在施的帮助下，以智得以北返至庐山。是年冬，方中德、方中通至庐山迎归家乡，以智于白鹿山庄见到老父，祖孙三代团聚，百感交集，涕泗纵横。他在《象环寤记》中说：“以祗支（袈裟，表示为僧）为退路，即为归路。”他之为僧，于今得以回乡，了却思亲之苦，即是“归路”。

当然，于其返家之举，世俗或有非议，就连其好友陈贞慧亦曾不解。侯方域在《与方密之书

》中写道：“（密之）今已为僧，止于高座寺。仆乃大喜相见之有期。密之虽还，而得其所也。往在沉辏陈子定生私下问仆曰：‘密之之还，何也？’曰：‘密之无兄无弟，老父六十余，在堂虽有二子，皆幼，未必任侍养。密之之还，宜也。不然，密之读书有道人也，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岂患无沟壑足了此身，而必恋恋故土哉！’”［13］侯方域可谓方氏知音，此言道出了方氏的心理话。方以智自己曾解释道：“不肖少读明善先生之训，子孙不得事刍，然中丞公白发在堂，{为之枯，十年转侧苗峒，不敢一日班行，正以此故。知必不免，以祗支为避路，即为归路。苟得所归，正所以奉明善先生之训也。”［14］他之所以返回故里就是要为老父尽孝，恪守家训，遵从儒家伦理而已。

顺治十二年（1655）秋，方孔萑ナ溃方以智痛哀不已，随即破关奔丧桐城。营葬父柩于东乡合明山，按照儒家伦理，“衰成服，受吊如仪”，而且栾庐墓侧，名之曰“不择地”，守孝三年。这都说明他虽皈依佛门，但在思想上还是以一个“儒者”自守。

此前一年秋，钱澄之见访，向他言及明朝故中官所告知的崇祯帝感叹“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方以智听罢“伏地哭失声，北向九叩头谢恩”。时距明亡已过十年之久，他闻知此事，顿时感恩拜伏，涕泪纵横，心中仍然感念崇祯帝的恩德，可见其心中依旧怀有深深的故明情结。虽身在方外，但那份潜存内心深处的家园故国情怀并非轻易就能彻底抛却。

（1668），方以智年58岁，决定回故乡终老，其子于桐城动工兴修报亲庵，欲迎老父归养。次年春，桐城方氏报亲庵落成，以待其返乡。方以智遣僧徒先至浮山经营，以作准备。但不久粤难发作，方以智被逮押解广东，行至江西万安病逝。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再也没有踏上故土。值得欣慰的是，他去世后肉身最终得以安葬故乡，终于归根，也算是实现了他的愿望。

四、结语

清朝入鼎中原，时代巨变，“天地遂崩裂”，对明人的打击极其沉重，士大夫们都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是坚守民族气节，拒绝仕清，甘做遗民终老，抑或重新出仕，侍奉新朝，的确是一个考验。《易・系辞》：“君子之道，或出或处。”（《周易正义》）那些有气节的士人，于此易代之际，或甘做遗民，归隐山野；或削发为僧，遁迹佛门，超脱于尘世之外，应是一种非常无奈却又是最好的选择。

清代江阴人陈鼎就注意到明季遗臣大多出家为僧的现象，他说：“明季遗臣，类多为僧。……以视夫忝事新朝，歌功颂德者，益不可同日而语，而晚明文学之风，亦可于此略见矣。”［16］他由衷钦佩那些富有民族气节之士。当然，他们在进退失据的境遇中惟有皈依佛门，或许才能解脱俗世的纠葛，更生一层绝世的意味，去深切体悟国亡之后四大皆空的真谛。

明清易代，士大夫多逃禅，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值得探究。方以智为僧是在特定情势逼迫下必然的选择，有其特殊性，但他皈依佛门，方得解脱身心的痛苦折磨，亦是值得深思的话题。纵观其一生，其青年时代乃一介贵公子，过着风流倜傥狂放不羁的生活；中年得志，科第成名，供奉检讨，讲学东宫，达到他人生的顶峰；但随之遭遇甲申之变，历经生死劫难，一度短暂入仕永历小朝廷，旋之避世求隐；其后被清军逮获，不得不皈依佛门，潜心著述，阐扬佛法；最终因粤难发作而逝，未能善终。

参考文献：

［1］孙静庵：《明遗民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

［2］金陵生：《明遗民多逃于僧》，《文学遗产》第五期。

［3］钱澄之：《田间文集》卷十九，黄山书社版。

［4］赵尔巽：《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七遗逸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

［5］钱澄之：《藏山阁集》卷十三，黄山书社版，第318页。

［6］钱澄之：《所知录》，黄山书社版，第127页。

［7］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六，黄山书社1990年版。

［8］方以智：《浮山文集后编》卷一，康熙此藏轩刻本。

［9］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康熙此藏轩刻本。

［10］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85页。

［11］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十二《魏庶常传》，明崇祯刻、清康熙重修本。

［12］谢正光、范金民：《明遗民录汇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3］侯方域：《壮怀堂文集・遗稿》，《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6册。

［14］方以智：《东西均》附录《象环寤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6页。

［15］陈维崧：《陈迦陵文集》卷一，四部丛刊本。

［16］陈鼎：《留溪外传》十八卷，清钞本。

(编校：依人)

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论文题目篇四

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直接的理论来源。黑格尔参与了康德开创的德国新兴资产阶级哲学革命，这场哲学革命，经过推进和发展，最后由黑格尔集大成为一体。

一、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来源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wilhelmfriedrichhegel)，生于1770年的德国，30岁时在耶拿大学任教，他的哲学思想最终被钦定为普鲁士国家学说是在1829年其就任柏林大学校长期间。

1.历史背景

黑格尔的哲学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进入高潮时期，以法国为首对其他国家影响巨大，德国各阶层统治者被迫进行局部资产阶级性质改革。然而德国的资产阶级懦弱无能，在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时期，只能向统治的封建贵族阶级妥协，他们害怕革命。黑格尔就是在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哲学家。

2.思想来源

黑格尔的哲学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具有思想理论来源。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包含、吸收了以前的哲学实质，其中对他影响最重要的是古希腊的唯心论和康德的批判哲学。

黑格尔的哲学继承了古希腊唯心论人物爱利亚派、柏拉图的理性思想、亚里士多德的发展思想和近代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思想。黑格尔继承了康德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思想进行升华。康德关于辩证逻辑的`矛盾思想更深深地影响了黑格尔，就这样形成了他自己的思想。

二、黑格尔的哲学体系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包罗万象，对黑格尔哲学体系构成的问题，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但不管怎样来划分，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都是黑格尔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逻辑学

逻辑学是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的核心，包括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它集中地、系统地论述了概念运动的辩证法。存在论主要讲的是量变转化为质变的规律;本质论讲的是矛盾的问题及与之相关联的范畴问题;概念轮是“存在论”和“本质论”的统一。

2.自然哲学

自然哲学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第二个重要内容。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明确论述了哲学和自然哲学的内在统一。他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并且根据自己的哲学内涵将这一有机整体从某一阶段向另一阶段发展、升华;他认为自然界的运动发展是非外在的，不仅有量的变化还有质的变化。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涉及到了物理学、力学、有机学等各个方面。

3.精神哲学

精神哲学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最后一个部分。“精神哲学”所研究的精神是指人的意识和认识，它不仅是关于人意识的学说，而是各种形式的人类精神活动和人间的各种联系关系学说，是关于社会生活的唯心主义学说，黑格尔把社会中的所有表现都归结为精神的各种形式的发展。

辩证看待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及现实价值

对于黑格尔哲学在欧洲哲学史上所占据的地位，我们应该客观、历史、完整、公正的加以分析，而不是采取极端偏激的手段对其过高的评析或者过分的贬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于黑格尔哲学作用的评价是我们借鉴的榜样。从总体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肯定的。

黑格尔的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直接来源，他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在于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辩证法的一般形式。

四、

对于黑格尔来说，它只是在表达自己的思想看法，并未想到以后的学者因他引起的争论及对他思想进行的赞扬或者批判。不管怎样，黑格尔都是欧洲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为世界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社会哲学界的发展，它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的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直接的理论来源。

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论文题目篇五

一、葛兰西的哲学思想的内涵

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人们通过语言使自己与他人、与外界建立起清晰明确的联系，从而形成了对世界的看法，产生不同的民族文化。而哲学恰恰就包含在具体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之中，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绝对自在，都必然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和所处语境相互交融。所以，要理解一个民族的哲学必须也同时了解该民族的文化。因为，前者是以后者为依托和底蕴的。而一个民族具有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和传统往往会从该民族的语言习惯中流露出来。语言可以看作是民族文化的折射，故哲学与文化史的内在交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语言中体现出来。正是基于这一点，葛兰西提出的哲学观包含在语言之中，包含在每个人的语言之中。对于常识和民间宗教，葛兰西认为，常识是历史的产物和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每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潮都留下了“常识”的沉淀，它既是哲学发展历史过程中保留至今的印迹，也是每一哲学精华思想的历史的有效性的凭证。它不是僵死不动的，而是不断地用科学思想和进入日常生活的哲学观点丰富着自身，是同时包含着新旧哲学思潮的一个相对僵硬的阶段。而宗教问题，“不是从忏悔意义上，而是从一种世界观和一种相应的行为准则之间的世俗意义的信仰统一上来注意”［1］(p236)，它是断片化的常识要素之一。由此可见，在葛兰西看来，哲学也就是哲学史。既然如此，那么常识和宗教作为历史发展的印迹，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哲学思想，体现着一定的世界观。生活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对该时期广泛存在的常识和宗教表示认同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对它们所包含的世界观的一种不自觉的、不加批判的接受。总之，在第一个层次中，葛兰西极力打破那种把哲学看作是“由特定范围内的专家或专业的和系统的哲学家所从事的专门的智力活动”的陈旧观念，强调哲学以语言、常识、民间宗教的形式普遍地存在于人民大众之中。如葛兰西所论述的:“在职业哲学家、哲学领域中的‘专家’与其余的人之间存在着不是‘质的’，而仅是‘量的’差别。”［1］(p259)而这种量的区别指的是他们之间思考方式的不同:一种是零散的、不自觉的思考，一种是批判的、自觉的思考。因此，在证明了所有人都是哲学家，每个人都无意识地各有一套哲学之后，葛兰西紧接着就进入了第二个层次，即注意和批评的层次，也是职业哲学家所关注的层次。因为语言、常识和民间宗教虽都暗含着某种特定的世界观，但它毕竟是以一种零散的、不系统的、非批判的和偶发的方式存在的，这就决定了应该对这种世界观进行分析和批判，即哲学就是对宗教和常识的批判和克服。关于这一点，葛兰西在《狱中扎记》中这样论述:“它首先必须是对‘常识’的一种批判，尽管在最初它是把自身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上———这种综合的目的`必然是批判这些问题，证明它们的真正价值以及它们作为智识链条上已被替代的环节所具有的意义，并且确定新的当代的问题是什么，旧的问题现在应当怎样去分析。”［1］(p241)因此，从葛兰西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所提倡的哲学家的哲学不是局限于书斋里的纯粹理性的思辨、演绎，而是根源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而又超越于日常生活的。因为思想和行动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即使行动中所暗含的世界观只是外在胚胎状态，是偶然地和在瞬间表现出来的。所以，那种局限于哲学家头脑中的抽象思考是不能称为哲学的。真正的哲学不是理论教条，而是一种实践，一种历史性的政治实践。因此，人们往往把葛兰西的哲学称为实践哲学，也是其哲学思想最具有意义的一点。这种思想和那种仅仅将实践单纯地归为认识论范畴来理解的观点相比较而言，显然是深刻的。

二、葛兰西的大众哲学思想中的积极意义

当然，葛兰西在强调哲学的实践性，强调思想和行动本身的一致性时，也看到在某些情况下，思想和行动之间存在着断裂。这种断裂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历史制度的更深刻的对立。因此，葛兰西在论述哲学与现实的密切联系时，更看重的是现实政治活动的意义。哲学与政治不可分割，对于一种世界观的选择和批判同样是一件政治性的事情。职业哲学家的哲学活动不仅仅是局限于对日常现实生活的批判，更是要通过政治活动将一种新的世界观在人民大众中传播开来，从而提高全体民众的道德水平。即“批判地传布已发现的真理。把它们所谓‘社会化’，从而把它们变成实践活动的基础，变成人们协调一致和活动的要素，变成人们精神和道德的结构要素”。换句话说，是要实现“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1］(p235)。以此为据，葛兰西详细论述了实现“哲学的世界化”的途径，提出了一系列极具特色的政治社会理论，如“有机知识分子”、“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政治国家”等。葛兰西认为要想使无产阶级大众获得真正的解放，首先必须通过政党构造本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然后通过有机知识分子构建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并力图使这种意识形态为人民大众普遍接受，成为整个社会的世界观，从而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进而推翻政治国家。只有这样，人民大众才能摆脱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双重统治，获得真正的自由。综上所述，葛兰西在对哲学概念重新阐述时，始终关注人民大众。因为人民大众是实践的主体，哲学要想实现自身改造世界的终极理想，就必须使哲学与人民大众的日常意识和社会心理融为一体，为人民大众所内化。只有这样，哲学才不会流于现实生活表面，才会比单纯的理论教化更深入人心，才能真正发挥它的社会作用。因此，葛兰西通过实践哲学，不仅要解构暗含于常识、宗教中的旧世界观，更要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新的世界观，并通过政治运动(意识形态革命)达到真正改变世界，为人民大众构建一个合理化社会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也可以把葛兰西的哲学观称为“大众哲学观”。